新京报贝壳财经讯（记者胡萌）12月12日，新京报贝壳财经2023零碳研究院绿色发展论坛在北京成功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碳路先锋 绿启未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投资和技术促进办公室、（中国·北京）环境与气候专家姜灏表示，基于碳中和理念带来的时代变化，目前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环保和气候变化角度主要有五种行为。

       姜灏举例称，一是在政策上的沟通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绿色标准、规则、框架层面的开放合作，加强与共建国家在经贸、投融资、交通等领域的绿色标准对接；二是在基础设施连通领域，基于绿色建设理念推进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和改善共建国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三是在贸易领域，货物贸易方面，支持绿色低碳节能环保等行业发展，鼓励国内急需的节能减碳、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等技术和服务的进口，扩大绿色节能技术出口，引导经营主体更好参与绿色服务贸易活动；四是在资金融通领域，共同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推进绿色金融创新，为支持和促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提供更为灵活多元的金融支持和服务；五是在对外援助领域，中国与共建国家深入开展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

       “以上五种模式，有的是靠政府，有的是靠企业，有的达到了目的，有的还在摸索方式。”姜灏坦言。

       谈及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项目实施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时，姜灏认为，机遇主要来自两大方面，首先是工业化的进阶机遇。

       “目前中国处在工业革命4.0的早期，随着工业物联网、云计算、数据孪生、ChatGPT等新兴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我们也将快速、大量淘汰落后产能，而以非洲为主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1.0和2.0之间，因此中国可以将过剩产能、已经处于更新换代中的传统工业设备和技术以输出、合作等方式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帮助其实现更加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初步工业化。”姜灏表示，这也是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支持和鼓励的。

       第二个是绿色标准输出的机遇。在他看来，绿色标准输出是一个长视角问题，谁拥有标准，谁就在商业上，甚至社会决策中拥有了先机和主动权。

       姜灏指出，随着碳中和而来的绿色建筑标准、绿色制造标准、绿色产品标准、绿色金融标准，一系列的新兴事物都需要标准支持，而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南太岛国以及部分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几乎没有国家明确建筑标准。因此，中国的绿色标准走出去，将给中国带来无限可能。

        同时，姜灏指出，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项目实施中面临的挑战，主要围绕“人”与“钱”两个因素。

       “人指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当地人。‘一带一路’180个国家，沿线4000万华侨华人，每年3000万游客，这些人对环境保护对绿色的理念是否有概念，决定了外方对我们的理解和评价。”姜灏表示，当地人员对环保理念的理解，对于中国绿色出海也是挑战。在资源丰富的国家，生态环境的保护尤为重要，但当地老百姓首先考虑的是生存问题，如果当地人为了生存搁置环保，中国该如何选择？目前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都在积极推广宣传并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让国外看到中国人在气候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

       在“钱”这个因素方面，姜灏认为，中国绿色项目走出去过程中会面临许多“钱”的问题，包括投资面临的困境，可持续工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设施要求高于当地社会实际水平问题，以及海外外汇管制问题。“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在不发达国家收到的是当地货币，而欠发达国家缺外汇储备，当地货币往往抗风险能力差，国际形势一有个风吹草动就持续贬值。”

       “援助本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和发展的问题，商业才可以。有了商业上的闭环，也就有了社会发展的自驱力。不过在欠发达国家实现商业闭环非常难，需要外在的助力。”姜灏举例称，我们可以借助国际规则，在推动中国绿色产品出海、绿色工程落地的时候，通过国际补贴或者碳交易的收入增加利润，反哺当地社区，从而弥补基础设施领域或绿色商品领域“资金不足”。

       “我提的办法不足以解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碳市场面对的问题，甚至一些国家跟不上中国工业升级和产能更新的速度，使之可能错过一部分工业化的窗口期。但环境和气候问题本身是工业化带来的和加速的，实事求是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也是我们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姜灏强调。

来源：新京报